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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学者为纪念陈延熙教授诞辰100周年撰写纪念文章

学习陈延熙教授的创新务实精神


六一年春陈延熙自民主德团(即当时的东德)学习回国,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南征北战”,即在中国南方搞柑橘黄龙病和北方搞甘薯黑斑病的研究。当时的系领导研究后决定,把正在农大植保站任站长的我调回系里,配给他作助手,在教学上作他的助教,在科研上跟他作甘薯黑斑病的研究助手。由于他精力旺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要求严格。对我来说,实是力不从心,压力甚大,但收益很多。今回顾陈先生教学科研中的特点是:
一、思想活跃,勇于创新
五十年代末我国甘薯黑斑病为害猖獗,当时甘薯是百姓的一种口粮和牲畜的重要饲料,尤其已发生多起耕牛食病薯而中毒死亡事件,防治此一病害已成为植物病理工作者的迫切任务。陈先生全心投入此一工作,他总结民间在防治此病害常用的“三開一凉”和“定温定时”的浸种防病方法,提出在精选种薯入窖前用“硼砂水浸种”的方法,很大的提高了防效。
但在硼砂浸种防治过程的初期,他发现防治效果尚不够理想,在育苗炕上仍不断出现零星病秧,于是又令我们对大量种薯进行切片培养分析,寻找病原菌侵入的途径与深度,认为外部不显症状,内部带菌是病原物对种薯的一种“潜伏侵染”。同时我们发现在甘薯黑斑病病薯分离培养中尚有干腐病菌存在,他提出这是一种复合侵染,但要求大家在进行分离培养时,要注意在多种病原物对一种植物体侵染时,有“主犯”和“从犯”,在制定防治计划时要分清“主”和“次”,提出有针对性的防治手段。他这种既重视防治方法,又有理论性提高的教育助手的方法,使大家在认识上有很大提高。
二、深入生产,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在跟陈先生的科学研究中,我们发现他的研究步骤,完全是一种“实践 理论 再实践”,认识论的过程。在从事甘薯黑斑病防治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单独从种薯处理上防治有局限性,于是要求大家再研究薯苗带菌现象,农民在插苗前有切去一部分苗根,来减少田间的病原侵染源方法,他认为在切根过程中有造成病原菌的再侵染现象,提出切刀用硼砂水消毒及切割部位适当提高,这些都是从生产实际出发的。
在防治研究过程中,他常深入现场,与老农座谈。他在植保站指导黑斑病防治时,常亲自访问烧炕育苗的老农,询问薯炕应控制的温度与湿度,来研究哪种烧炕的方法最能使薯苗不徒长而提高其抗病能力。哪种使用炕肥方法最能减少炕土的病原量和初侵染。在讲课时常引用各种科研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来启发学生要“学以致用”,不能作“空头理论家”。
三、亲自出马,改善研究条件
在60年代末期,农大住房及科研条件很差,由于植物病理系名教授众多,学术研究气氛活跃,更造成实验室不够,助手不足等现象。为了改善实验条件,陈先生亲自写信给老战友,内蒙军区政委廷懋同志,由他直接批调木材给农大,支援科研,这样在植保楼前就盖起一排平房,在大操场东边也建起生防温室。这在植保系科研群雄奋起,百端待举的情况下,十分起眼,也使生物防治的助手们有了较好研究条件,使他们在陈先生亲自坐镇下,立了战功。
四、“东山再起”为“生物防治”竭尽全力
北京农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户,学校在十年内乱中遭受严重破坏,加上林彪的“一号命令”迫使农大职工扶老携幼,搬迁延安进行“改造”,一个好端端的当时中央五大名校之一的农大(指清华、北大、人大、师大、农大)被搞得支离破碎。那时的陈延熙先生已56岁高龄,更加上身患严重胃病,不能随校去陕北的“清泉沟”,于是将户口迁出学校转入地方。71年农大经中央批准,返回华北涿县,当时我作为植物病理专业的负责人,为组织起原来的老教授,重振植物病理专业,经学校领导高鹏先同意,多次去“北京公主坟”陈先生住处访问,请陈先生东山再起,陈先生经考虑后,答以“可以开展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并认为这是“当前国际上一门热门学科”。那时虽有一些人认为,生物防治效果不稳定,认为生物体受环境影响大,一处成功,换一地方不一定再见效,要“因地制宜”的进行,尤其大面积应用会有困难。但陈先生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满怀信心地开展这项研究,“有志者事竟成”中国植病生防工作有今天,是在陈先生开创的基础上成长的,他的敬业,创新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中国农业大学植病系 李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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