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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学者为纪念陈延熙教授诞辰100周年撰写纪念文章

念老师陈延熙
李明远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植保所

在我的成长中曾遇到许多对我影响较大的老师,陈延熙教授是其中的一位。
陈延熙教授是我在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做学生时候的高级植物病理学老师。他讲起课来口若悬河,不光例证丰富、哲理清晰,语言还十分幽默。所以,我每到听他老先生的课时,都很投入。
陈延熙教授平易近人,对我们这些学生也不例外。相处得时间久了,彼此见面都很随便。有得时候,还会开几句玩笑。我们对他最常用的称呼是陈先生(以下同)。
他治学严谨,在我们的学业上却一丝不苟。不光在学业上严格要求,在学风上也十分严格。有一次在课堂上有同学不认真听讲。他会停下讲课,点名批评。对在校的学生如此,即便是对已经从北京农大毕业的学生,也不放松。
196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简称:植保所)。该所和农大植保系在一座楼里。还经常能遇见他,得到他的教诲。
大约是1964年前后,一次陈先生问我:你毕业两年了,有什么文章发表没有?我一下子感到很惭愧,说:没有。他说:作为一个农业科研人员来说,手要勤。应当抓住生产上的问题经常写点东西。这不光是关心生产,更是对自己的知识的不断的总结和积累。特别是《植物保护》杂志创刊之后,它是一个中级的刊物,为你们发表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园地。
说起发表文章,不是没有想过。《植物保护》就挂靠在我们植保所。走进编辑部,也看到过几期。其中我们老师的文章不少。如:林传光、裘维蕃、吴维均、黄可训、管致和、黄瑞论等人的文章屡见不鲜。但是这对我来讲,在这样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感到有些高不可攀。我便问陈先生,像我们这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投稿,能被接受吗?陈先生回答我:当然可以了。他说:据我所知《植物保护》是一种通报性的刊物。非常欢迎大家把在实践中的发现写出来,在上面发表。只要你的文章具备“三性”,他们都很欢迎。我问所谓的“三性”是指哪方面?陈先生回答说:一是“实用性”:就是说你所报道的内容在生产上有用。二是“先进性”:就是你报道的内容是前人没有发现和报道过的。三是“科学性”:就是你报道的东西不是凭空编造出的而是通过试验证明了的。他还说,做到这三性也不容易,比如:先进性,如果你对前人的工作一无所知,就没法断定它是否先进。不过这个杂志有各学科的编委,他们通过审稿,会对你报道的是否先进,做出评价。还说:你在这方面要多动点脑筋。开始,可能觉得很困难,时间久了,就会知道如何写作。你回去,把你近期的科研进展,包括在校实习阶段的科学实践,回顾一下,看看有什么可写的。写好后我可以帮你修改,看能不能在《植物保护》上发表。
听了陈先生的这番话,我很兴奋。因为,我在农大读书的时候,就看过一些植物病理方面的著作。也向往在将来能通过这个途径,让大家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限于自己刚刚毕业,尚处于初学阶段;也没有这方面的思考和积累,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什么作品拿出。
由于没有达到老师的要求,所以当时很怕见到陈先生。可是事情总是怕什么来什么。一天下午我要到温室去,一出楼门,正遇到陈先生从对面走来。这次他倒没有问我写文章的事情。但是,倒使我想起了写文章这件事儿。在温室做完试验,就开始琢磨这件事儿。我在自己拍的照片里看到两张葡萄白腐病的照片。那是我在大学毕业前实习时研究“葡萄水罐子”的时候留下来的。觉得把我对这个病害的研究结果写出来,可能符合陈先生所说的“三性”要求。
水罐子是1961到1963年北京大兴团河农场常见的一种葡萄病害,浆果不能正常成熟,果中充满一泡酸水,极易脱落。有人认为这是由葡萄白腐病所引起。但是,我认为在发生的4种症状中,只有一种部分情况是白腐病菌引起,多数情况不是。为此,还特别做了个试验,证明了我的判断。
文章写出后,我去找到陈先生。他看后觉得题材还可以,就是太罗嗦。是他帮我从1千多字压缩成5百多字。稿件发出后,成功了。此文以“葡萄水罐子病”为题被登在《植物保护》第三卷第五期(175页)上,成为我这生的处女作。以后我能成为《植物保护》的编委(现在仍是荣誉编委),后来发表过上百篇科技论文、文章以及若干专著,应当说都和陈延熙先生这次的指教和督促分不开的。
自此,我和陈延熙先生的来往便多了起来。特别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北也门援外回来。我一有空就去找陈延熙先生。那时他家住在罗道庄农大家属宿舍。院落和房间都不大,但是里面很热闹。我们在一起交流的除了专业上的事情,为我们解决专业上的一些难题,看到国外新出版的一些新书,偶尔还议论些国家大事儿。
要说我和陈延熙教授联系最紧密的时期是在1982年之后,他任北京植病学会的理事长我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的8年间。
那些年我们北京植病学会挂靠在市科协联合办公室,在该办公室的陈立新女士的操办下,各位理事团结一致,为会员们做了些事情。成为的那些年北京各学会,全国各省(市)级学会中最为活跃学会之一。我能经常听到有些农口其它学会的会员对我们学会的赞扬。这不光有我们的积极性,还有陈延熙先生掌舵。在学会的办会方向,活动内容、活动方式、活动资金的筹集上,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在这一时期,北京植病学会遇到的第一难题是经费问题。记得在1985年总结学会的收支时,在账面上的金额是个负数。而当时市科协也存在资金不足,在学会活动上提倡的是自筹资金、创收办会。所欠的资金依靠市科协根本得不到解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陈延熙教授从自己的科研项目里拿出了半吨“增产菌”,让学会去推销,用推销款补足了所欠资金。
在学会活动的方向上,陈延熙教授非常注意关心生产。每次理事会上他都要反复强调学会的活动要围绕着国家的重大事件、本市植病方面的重大问题及重要需求。在陈先生的倡导和组织下,举办了许多有影响的重大活动。
例如:1982~1984年参加了中国科协主持的《蔬菜主要病虫害防治科普资料》的编制工作,和有关单位合作共编制科普小册子19种、彩色配音系列科普幻灯9套、科普连环画2册、科普挂图15幅,流动科普箱4套,在农村传播。事后受到中国科协的表彰。
1984年,为配合北京市实现果品年产4亿斤的目标,学会召开了京郊“果树主要病虫害防治”技术研讨会,培训植保技术人员95人。编写了《北方果树病害防治历》、《北方果树病害》科普读物2万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84年还与北京蔬菜学会联合召开了“北方八省市大白菜黑腐病、软腐病及八四年大白菜病害预测”学术讨论会,包括外省市的代表,共有42人与会。为促进我国北方大白菜的丰收做出了贡献。
1988年两次召开有关 “增产菌技术成果” 的现场观摩会。市顾委主任王宪、副市长黄超、陆宇澄到会使这项技术在北京市得到迅速发展。
1990年围绕着在北京开好“亚运会”组织了9个单位的植病专家和有关的技术人员对北郊的奥林匹克中心、亚运村及丰台体育中心的绿化、花木进行了考察的基础上向市政府提出了六条建议。获得了市政管理委员会的表彰。
1990年,北京植病学会与中国植病学会、农业部全国植保总站联合召开了我国首届“保护地蔬菜病虫防治及学术讨论会”。有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代表参加,在推动全国蔬菜病虫害的研究与生产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等等等等都和陈延熙得这个指导思想和具体策划有关。
但是,我觉得在陈延熙教授但任理事长期间,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是在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华北分会成立和活动上所起的作用。
华北分会的成立,源于1984年8月中国植病学会在吉林省公主岭召开的“中国植病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暨东北分会成立大会”。那次会陈先生没能参加,北京植病学会的季良、藉秀琴和我参加了会议。受成立东北分会的影响,在季良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参会的全国理事利用会余时间开了“中国植病学会华北分会”成立筹备会。会议决定该分会由京、津、晋、冀、鲁、豫四省二市组成(后来内蒙植病学会也参加了进来)。大家一致推举陈先生为分会的理事长,各省植病学会的理事长为副理事长。同时任命各省市植病学会秘书长为华北分会的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分会每年组织一次学术年会,轮流主办。并在每次年会上确定下一次年会的主办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华北分会学术年会定在北京召开。回到北京我便将这件事情向陈先生做了汇报。他听到后非常高兴,立即召开理事会落实这件工作。决定第二年春即召开成立大会,陈先生对会在哪开,应当如何开,会上应当请哪些人参加,一一作了部署。
1985年3月18~23日在北京市怀柔县(即现在的怀柔区)召开了“北京植病学会第三届年会暨中国植病学会华北分会成立大会”参加会议的除了这六省的代表外,内蒙古还派了代表列席了会议(在这次会上正式接纳内蒙古植病学会为华北分会的成员之一,华北分会由七省市组成)。参加分会各省的许多植病学会的理事长和植病界的老前辈都参加了会议。包括:北京的沈其益、裘维蕃、陈延熙、季良,河北的王焕如,山东的王清河,山西的史光中,河南的周汝鸿、天津的陈增健(不全)等等。出席人数共为220人,收到论文187篇。气氛热烈、规模空前。
华北分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是在河南洛阳由河南省植病学会主办。为了办好这次会议,陈延熙还派我和副秘书长陈立新代表华北分会秘书处在会前专程对会议做了安排,并看望了河南植病界的老前辈何家泌先生。华北分会一共活动了7次。每次会议都要出一本论文集,大大促进了地区间同行的联系。
华北分会成立以后,陈先生又提出我们学会应当有一个植病方面普及性的刊物。他对我们说:目前国内有关植保方面的刊物中学术性的有《植物病理学报》、《昆虫学报》、中级刊物有《植物保护》。普及性的刊物有《昆虫知识》。所差的就是《植病知识》。实际上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内有一本普及性的刊物《植病知识》,只是后来停刊了,我们是不是将他重新建起来,并且延续下去。这个提议得到北京植病学会通过。不过刊物的名字不叫《植病知识》而叫《北京植病》。
这个刊物由陈先生任主编,我和藉秀琴任副主编,裘季燕、陈立新为责任编辑。此外还有编委12人。陈先生为刊物写了发刊词。其中写道:“……本此目的,本刊内容势将有别于《植物病理学报》,除报道科研成果的学术论文,生产防治试验、植病教学新的体会、会员和学会动态都在刊登之列,兼收并蓄,长短不拘,以期能办得比较生动活泼。此外,本刊还拟争取组织一些针对植物病理学发展和北京市重大植病问题综述性的文章刊载。”还说“由于包括京津两市和晋、冀、鲁、豫四省的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华北分会成立在即,而这些省市同属于一个自然区,其它五省市植病界同志经验丰富,成果甚多,足资借鉴。本刊准备对华北等五个省市兄弟学会重要工作摘要报道。”,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但是,办个刊物不像学会出简报那么简单。首先需要管理部门的批准;需要组织起一个相对稳定的编委会。还需要有人跑印刷、发行。这些事情都落到我们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的身上。经过一番努力,第一期稿件已审完定稿。但是,刊号迟迟得不到解决。陈先生说现在纸张困难,印出来还需要时间,我们不要等,可以边印边等刊号。不巧,我们的《北京植病》的出版正赶上全国都在压缩出版物。为解决刊号的问题陈先生托了很多人,花了很大的力气。但是,一直到第一期《北京植病》印刷出来,刊号仍没有能下来。因此这个刊物仅出了一期。尽管这件事情没有能延续下去,这一期的出版说们了陈先生心里一直装着广大的会员,反映他为办好一个学术组织锲而不舍的可贵精神。
我们还感到,有陈延熙教授掌舵,我们学会在一些问题的决策上,会少犯一些错误。记得有一次在他养病的医院召开理事会上,有的理事为了促进会员们多参与关心学会的活动,曾建议“我们学会应当有个会员自动推出的制度。如果他总不参会,应当予以除出名。”当时我听了,未加深思表示同意。但是,陈延熙教授不同意这个建议。他说:你没有给人家发工资,为什么要除人家的名。后来我一想,多亏没有形成决议。实际上有些会员没能参加活动,都会有些原因。譬如:这段时间出国、出差不在北京。更多的是比较忙,或没有的到通知。也就是说部分的责任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到位。 他的提醒,使我们避免了一次失误。
总之,和陈先生在一起的日子,非常值得我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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